、各自为政、只能自保不能进攻的宋国作为邻居。

　　皇父钺翎有野心，但过于警惕民众的暴动和泗上的力量，所以他只能选择和贵族媾和。

　　戴琮有野心，他本来就不是最大的贵族，不如放弃自己的那些东西，转而涂脂抹粉做“平民的代言人”，从而攫取权力。

　　这一点泗上早有共识，适早就骂过戴琮是照着泗上喜欢的样子打扮自己的营妓，今日可以讨好泗上，明日也一样可以讨好魏楚韩。

　　但墨家本事又是作为平民代言人的身份起家的，所以又不能明着反对戴琮的变革，还必须要支持。

　　一旦出兵的话，那就肯定是扫清宋国的旧贵族。

　　要么选择放弃封地、用几乎抢劫的方式赎买过来，以旧时代的小亩的亩产二十年赎买新的大亩，这和抢其实也差不多，但是说起来好听一点；要么逃亡他国，没收封地再分。

　　戴琮因为在贵族内部规则下并不可能攫取权力，所以他既然得不到，便要毁掉别人可能得到的。

　　因而他借用墨家的平等之义，在宋国鼓吹民众选贤人为询政院大尹，也就是跳开当年君子院的牵制，借用平民的力量上台。

　　他也是看准了墨家暂时并没有吞并宋国的心思，所以他可以借助自耕农的力量成为询政院大尹，改组原来的君子院和庶民院，然后慢慢再收拢权力。

　　墨家需要一个戴琮稳定宋国的局面、和让宋国这件事变为一场贵族政变，至少是掩耳盗铃的贵族政变：连耳朵都不掩的话，楚魏就算不想管，也不好找理由；戴琮也知道墨家需要他，所以竭尽所能宣扬自己心在庶民的义。

　　事情一旦成功，大量的贵族要么完蛋要么逃亡，大批的土地空余出来，宋国的内部矛盾立刻就能解决，戴琮成为宋国的第一任真正的民选大尹也是板上钉钉的事。

　　二十年前宋国政变之后的古怪制度，可谓是水到渠成。

　　礼崩乐坏，宗法制瓦解，一个分封的诸侯国需要一种新的政治制度弥合整合一个国家。

　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天子封诸侯以守其土，故诸侯有国、大夫有家。现在宗法制崩解、礼崩乐坏，国存在的法理又是什么呢？

　　在礼崩乐坏之前，贵族的是贵族的、君主的是君主的，除了贡赋和封建军事义务之外，君主没权利管贵族的封地、也没权利在贵族的土地上征税。

　　就像是鲁国的那几次政变，以及隳三都事件中各个贵族和贵族家臣的反应：贵族的家臣不是国君的封臣。

　　然而漫随着礼崩乐坏，宗法制解体，诸侯国都处在一个尴尬的境地。

　　王权尚未集中、贵族权力依旧大，说这是一个国家，实际上四分五裂；说不是一个国家，可又在外部被看做一个国家。

　　原本礼法在，宗法制下，层层制约，君主只需要管辖直属贵族，贵族管辖家臣，国家就能够有效的作为一个整体存在。

　　宗法制的解体，造就的就是三家分晋、田氏代齐、七穆乱郑、宋三姓共政的局面。

　　尤其是宋国，由原本的宗法分封建制，转为一种君主和大姓贵族共和的局面，互相制约，各自分权。

　　君主说话不好使，贵族内部也有矛盾，又需要维系一个君主的存在。

　　春秋之前的氏族制度、国野之别、国人干政的传统，又使得国都民众在政事上有发言权。

　　譬如二十年前的郑楚战争，郑国民众反对对楚开战，临阵逃走全部被俘；比如当年因为外交政策被国人反对驱逐国君的行为种种。

　　于是二十年前，依照“小司徒有问万民迁都、立君、会盟之责”为基础，以宋国原本就有的三姓共政的贵族寡头共和的基础，弄出了君子院和庶民院。

　　当时搞的时候，就是为了君子院和庶民院将来有一天打起来，因为当时贵族的势力还很强大、民众也不知道自己应该有什么样的权力，一手操控的适弄出了将来必然要出现堂下何人状告本官的局面。

　　现在使命已经结束，可适也绝对不允许宋国出现一个凝聚的政治体系，得换个办法、符合现状地继续维系宋国只能自守不能集权的局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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